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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鼐文化

时间:2018-05-25 21:32    来源:未知    作者:admin    点击:

 
两朝帝师,刚直峻介
公鼐是
公鼐(1558~1626)
 
 
 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、诗人,提出“齐风”的诗歌主张,公鼐“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”,与于慎行冯琦时称“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”,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,三人一起标举“齐风”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,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,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。“齐风”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,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对于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,明朝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焦竑,清著名学者朱彝尊、清朝文坛领袖王士禛、同时代人杨涟都给予了公鼐极高的历史评价。
焦竑评公鼐:“先生才识独出,综鉴复富。故其原本山川,极命草木,能牢笼载籍之菁华,不为靡曼剥夺之语。盖直取独见,上媚千古。犹烟云之出没,忽乎满前,不可以为方,卒其所为法者,丙丙如丹。噫,可谓异已!
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:“言诗于万历,则三齐之彦,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。”
清朝一代诗宗、文坛领袖王士禛评价公鼐:“万历中为词林宿望,诗文淹雅,绝句尤工。”—王士禛池北偶谈
明朝著名政治家、东林党人杨涟极为钦慕公鼐,杨涟认为公鼐“有古大臣之风……心丹识卓,骨劲力沉,范希文(范仲淹)、司马君(司马光)实伯仲间者。”—杨涟《与秦贞予刺史书》
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》载,公鼐所著的《问次斋稿》三十一卷,为明万历刻本,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,国内版本的《问次斋集》则毁于战乱。近年来,这一说法得到更正。2008赵广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的《问次斋稿》明刻四十三卷本(包括《问次斋稿》三十一卷、《问次斋西游稿》七卷、《问次斋续稿》五卷)进行了点校,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公鼐所著明刻本《国语髓析》二十一卷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明刻本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。[1] 
诗坛巨擘,首倡齐风
明万历前期,朝廷馆阁重臣公鼐、于慎行冯琦邢侗等诸大家,植根齐鲁文化,倡言革新,倡导雄浑大雅的“齐风”,在在公安、竟陵派“楚风”劲吹中,齐风”着力透出雄浑大稚、真情为宗、自我树立、巧夺自然的深刻内涵;万历后期,王象春吏部郎中)、公浮来(公鼐弟,字敬与,号浮来,官至工部主事)、李若讷(四川参政)等人主张重开诗界、不袭陈言,诗风纵横放驰,“齐气”奔轶,独立一方;
山左诗人讲求学务根本、经世致用,他们倡导宏大雅正、雄浑大稚的“齐风”,而鄙弃公安、竟陵柔靡诗风。同时,地域文化对山左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也十分突出。山左诗人们大多廉直清正,耿介不阿,不纵情于声色,怀抱兴国济世之志,讲求经世致用之学,在李攀龙李开先、公鼐、公鼒、于慎行、“临朐四冯”、王象春姜埰姜垓、宋玟、赵士喆等众多作家身上,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个性特征,即刚正峻切、雅负性气、疏狂任达,呈现出才气奔轶、兀傲雄肆的“齐气”。
大器晚成,嫉恶如仇
两次“引疾归”
清《蒙阴县志》载:鼐“生有异才,龆龄能诗,读书一目即记,载籍靡不腹笥之。弱冠文名炳著海内,直指毛公试而奇之,升蒙阴为‘中邑’”、“著有《问次斋集》一百卷行世。”由于公鼐的特异慧敏,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吏都为之惊异、钦佩,因而把蒙阴由“小邑”升为“中邑”,每届蒙阴得以增加五、六个秀才名额,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。[2] 
公鼐虽然自幼才华横溢、少年英才,但科举、仕途极不平坦,可以说是一生坎坷,饱经磨难。1571年(明隆庆五年),在他十四岁时,其父公家臣考中进士,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,公鼐即随父入京读书。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翰苑文英的指点熏陶,使他学业日臻精深,十六岁时写下的七律《拟秋怀》已颇显大家风范了。但是好景不长,1577年(万历五年),在他刚满二十岁时,公家臣因触怒张居正而贬官,他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,从二十岁至四十岁的二十年中,他忍受着父亲遭迫害,继而去世的打击,同时自己的科名亦不得意,直至1597年四十岁时,才考中举人。
公鼐《问次斋稿》
 
 
1601年(万历二十九年),公鼐中进士(辛丑科二甲三十五名),当时,公鼐已经是四十四岁“高龄”了,但是公鼐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增加而改变自己耿直的个性。公鼐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,授编修,后迁国子监司业,累官左春坊左谕德,为东宫讲官,职责给诸皇子当老师。当时皇宫争权夺势的斗争错综复杂,前前后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。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“后党”“阉党”的眼中针,动辄得咎,处境十分困难,在考中进士7年后,秉性刚直、不屑阿谀的公鼐选择“称引疾归”来避世,以此来抗争阴暗的宫廷内斗。
1619年,太子朱常洛即位,是为光宗,公鼐以帝师身份被召回京,拜为国子监祭酒。明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公鼐极为器重,公鼐成为辅国重臣,“国家有大事,公卿咸就裁”,光宗亲书“理学名臣”四字的匾额,挂在公鼐府第。然而光宗继位不逾一月,就因食“红丸”而丧命。在这场派系斗争中,他持论公允,“秉董孤之笔,疑剖千秋”。
光宗驾崩,为公鼐政治生命里的短暂春天画上了句号。光宗去世,熹宗即位,仍以“两代帝师”身份加封公鼐为礼部右侍郎、协理詹事府詹事。但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,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遂成为受打击的对象,在帝党、后党、宦官、朝臣的斗争中,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,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,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,他愤然上书熹宗,要求由他主持编纂《光宗实录》,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,“存其真不存其伪”,“以成一朝信史。”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。
1621年( 天启元年),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,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,连续两次上疏,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。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,公鼎得到的是“谯责”、“忏旨”。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,加之编纂《光宗实录》一事触怒魏忠贤,“群小恶其害已,尽力排挤,不得大用”,公鼐自感势单力薄,又不肯趋炎附势,不得不再一次选择称“引疾归”脱离仕途。这位耿介正直的“两代帝师”在魏忠贤专政的混乱局面中,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,只得以选择称“引疾归”来保全士大夫的风骨,这在明朝后期波诡云谲黑暗的政治斗争中确属一种无奈。
崇祯《谕祭公鼐文》:发粟赈济,仁殚乡旅
公鼐为官期间,不畏权贵,敢斗邪恶,清正廉洁,体恤民情,与宦官魏忠贤进行了不懈斗争,同时,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。清《蒙阴县志》载,1615年(万历四十三年),山东大饥,此时已赋闲在家的公鼐上书请求赈济,得到允许, 沿途百姓“一路赖以全活”。[1] 
崇祯皇帝后来在《谕祭公鼐文》中提到此事,褒扬他“发粟赈济仁殚乡闾”。[1] 
李三才事件”再受牵连1621年3月( 元启元年),后金攻占沈阳、辽阳。公鼎出于公心,认为封疆大吏在远方,李三才具有将才谋略,且居京师附近,可朝发夕至,极力主张起用。1625年( 天启五年),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,时已去世的李三才被追夺诰命,御史叶有声又旧事重提,“追论鼐与三才有姻”,曾对李三才徇私妄荐。公鼐遂被削去官职,1626年,公鼐六十九岁,卒于故乡蒙阴。
崇祯继位后,翦除魏忠贤,追封公鼐为礼部尚书,谥“文介”。公鼐谥后得到“全谕祭”、“崇祀先贤”荣誉,并在蒙阴敕建“五世进士坊”。在蒙阴县城县署后街,崇祯敕命建造了“五世进士父子翰林”石坊一座。石坊高大壮观,坊上浮雕的人物、花卉、珍禽异兽,栩栩如生,名闻遐迩。该坊北面石刻“五世进士”,南面石刻“父子翰林”。此坊于1961年因建筑工程被毁。
公鼐的诗,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复杂的政治斗争,人民群众的疾苦,祖国的壮丽山河都在诗歌中得到体现,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见地和文学思想,在明万历前期“山左三大家”中,公鼐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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